为了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，《艺术人生》远赴香港，在聚会内地、香港众多文艺界人物作客香港维多利亚港星光大道演播现场的同时，还专程拜望访问了香港文化代表人物金庸先生。朱军如约来到金庸先生的办公室，进行了一次特殊背景、特殊形态、特殊意义的访谈。
无论是内地，还是港澳台，甚至是海外，凡是有华人的地方，凡是接触过小说的人，很少有不知道金庸的。他在华人世界的地位举足轻重。金庸先生在香港生活了六十年，他用自己的生命阅历，见证了香港六十年的变迁，也在这样的变迁中，完成着自己的人生梦想。
八十三岁的金庸看上去还是那么神采奕奕的样子，一点没有暮年之气，这不仅让人想起他在十七岁写的一篇文章《一事能狂变少年》，六十六年的岁月流经，时光已旧，却精神依然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传奇。而在中国文学史上，金庸也创造了一个武侠文学的传奇。
不一样的际遇
这次《艺术人生》的访谈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常态形式，没有现场观众、没有标识背景，没有舞台灯光，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而然。在这样的情景中，听金庸先生的亲身讲述，感觉当然就不同了。
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有说服力，一切的验证，将在时间与回忆的荡动中，呈现出本来的样子。
在生活中，最快得到阅历的方法有两种，一是读历史，再就是听人讲人生故事。当有机会在这位智慧长者满是书籍的书房办公室里，聆听他一生的故事，应该说是一次难得的际遇。
八百年来第一人
这次特别的访谈，是从金庸先生的暮年大学生活开始的。
两年前，英译版的《鹿鼎记》让金庸获得剑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。在接过证书的时候，金庸出人意料的提出读一个真正博士学位的请求。
说到做到，这一年，他辞去任职六年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，在外界一片哗然中，到剑桥大学做起了八十岁的学生。对此金庸的说法很简单：“念书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”。金庸说：“中国的历史学家都没学位的，我这个学位，读不读其实没关系，剑桥大学是一个做学问最好的地方。”
当朱军问到选择剑桥是不是跟他的表兄著名新月诗人徐志摩有关时，金庸的回答很是干脆：“小的时候，受他的影响是有的，表哥在剑桥大学念书，爸爸说大了以后，你也去念。”他还透露说那时表哥在剑桥，没有读学位，只是一个旁听生。
剑桥校长说，在剑桥的建校史中，没有哪一位赢得剑桥的荣誉博士，还要再来念学位的，金庸是第一个打破八百年记录的人，而且是剑桥在校生中年纪最大的人，那年他八十一岁。
现在金庸先生已经读完硕士，看情形，不久就要是金庸博士了，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博士，没有荣誉字样的前缀。
出身世家
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宁的一个世家望族查家，康熙曾亲笔题词：“唐宋以来巨族，江南有数人家”。父母给他取了一个传统的文人式名字：查良镛。从小，父亲不希望他将来做什么大官，而是做一个有造诣的学者名人。那时家里藏书很多，养成了他读书的习惯，也喜欢看小说。查良镛在书香环境的熏陶下，查良镛渡过了一段宁和的童年时光。
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，日军全面侵华，抗日战争爆发，乱世中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。13岁的查良镛无奈之下，只能随学校南下，开始了千里跋涉的流亡之旅。
习惯富庶生活的他，第一次体会到了人世间的苦难与哀伤。
该有的磨难
金庸先生说：现在一般年轻人，尤其是香港人，生活太优越了，没经过困难，一有困难就吃不消，就没法抵抗困难。年轻的时候，经过磨难是很好的锻炼，锻炼了就不会怕困难。我们这一代的人都经过这样、那样的困难。也经受过日本鬼子的轰炸、逃难走路的时候，日本飞机到了，就跑警报，飞机扔炸弹，我们扑在地下，起来的时候，很多人已经死了。许多的死尸躺在旁边，当时死就死了。那种经历让人什么都不会怕了，生活中的困难、物质上的困难，都不会怕了。
少年锋芒
查良镛经历了由安至危、由富到困的人生转折，这个生于安乐的少年在战乱的颠簸流离中，开始磨砺出自己的锋芒。
十五岁的时候，和两位同学一起合作，编了一本《献给投考初中者》，根据中学招考的题目，做些模范答案给学生看。查良镛编国文，数学好的同学编数学，另一个同学搞排版印刷，书做得很成功，赚了相当多的钱。
1941年，十七岁的查良镛在杭州的《东南日报》的副刊上发表了那篇《一事能狂便少年》的文章，桀骜之气崭露无遗。金庸对朱军说“我是个不守规矩的人”。因为狷狂的个性，让查良镛遭遇了两次被学校开除的命运。
当时学校的训导主任执意要开除查良镛，校长希望不要开除，想保住他的学籍。最后没有保住，还是被开除了。那位校长又写信，推荐查良镛到徐州中学去念书。时过境迁，当年的中学校长去世了，金庸就出钱在学校里铸了个铜像，又题了字，以示纪念。因为金庸难以释怀对那位校长的感谢之情。
第二次被开除之后，没有钱，饭也没得吃了，衣服也没得穿了。
